温州模式也好，义乌模式也好，内在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政府对企业的全方位的服务型的管理。而今，经济环境已经迥然不同于市场发育初期，当地政府在电子政务方面还能开辟出领先半步的新模式吗？此外，还是那帮浙江工商户，还是社会网络嵌入市场运行结构的运作模式，浙江本地的电子政务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特别之处？

　　从天山南北到洱海之边，从嘉陵江畔到内蒙古草原，从雪域高原到四川盆地，从地中海之滨到非洲沙漠，从北美大都市到南美高原，浙江行商的身影到处可见。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省在外省、市、区经商办实业的已经超过了300万人。他们是中国的犹太部落。而在温州、台州和义乌等浙江本地，工商企业也早已创出了名动全国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模式。

　　浙江本地的经济发展格局，仍然在验证着浙江模式的扎实与有效。2001年浙江省的各项经济指标全线上扬：工业经济呈现效益增幅大于销售增幅，销售增幅大于生产增幅的良好运行格局；外贸出口增幅高居全国主要出口省市之首。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区域经济“时晴时雨”之际，浙江经济一枝独秀。

　　基本面只是一个方面，人们更关注的是浙江模式的内在质量和结构：它在制度上合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吗？它在产业结构上能够适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吗？最重要的是，浙江模式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全方位的服务型的管理，那么它在政企关系上能够在电子政务领域有所作为吗？

　　温州：服务型管理找到了新手段

　　人人都说温州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本营，是民营企业自身的活力带来了资源贫乏地区的持续繁荣。但政府多年对民营经济的鼓励和多方面的扶持，同样是重要的变量之一。有关这一点有了新的例证，由前几年的质量问题所引发的“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了温州经济爬坡路上的重要一步，它同时也是当地电子政务的重要举措：企业和政府找到了共同的发展结合点。

　　80年代后期，温州经济在大发展的同时，部分产品的声誉出现了空前的下滑。温州产品的质量一时内受到了普遍的怀疑。1993年提出的“二次创业”，实质上就是从过去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质量立市”被摆在“二次创业”最突出位置。随后温州就出现了一系列富有力度的打假扶优的举措，并在制度上做了保证。随着质量立市向纵深发展，曾经受国人关注的温州产品质量终于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而今，在温州“信用就是金钱！”又有了全新的诠释。无须担保，也不用抵押，仅凭法人代表签个名就可在银行贷到数千万元贷款，搞服装生意的“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建，手中就握有这样一只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行温州市分行发给，额度为2700万元的贷款。工行还透露，他们发放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8%。

　　这种信用体系的背后，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信息手段的提高。不久以后，如果你买了温州的产品，当你对生产厂家的质量存有疑义时，你可直接在网上查询这个企业的信用信息。目前这个也与国际接轨的温州信用中心已在温州数码城成立。这个信用系统工程主要以新开通的“温州信用网”为支撑及运行平台。它由温州市政府联合数家国内一流的信息、咨询机构联合实施。信用网完整、准确、真实地向公众提供能反映企业信用方面的信息，主要有企业概况、经营、纳税、产品、质量、履约、财务、借贷等。信用系统工程在政府的协调、监管下，与工商、税务、质监、司法、环保、社保、央行、商业银行等部门结成征信网络。它采集的企业信用记录并非企业“自吹自擂”的材料，而是来自上述8大机构提供的真实素材，从而具有较高的权威、客观、公正性。今后，凡是事关温州企业信用的信息都将被采集起来，以此来评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并自动生成信用报告。负责实施信息处理的专门中介机构受温州市政府信息化办公室监管，并在法律的轨道上运作。

　　温州市长钱兴中深有感触：“我们要把信用和信息这两件事关温州经济发展的大事，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通过‘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力争使温州的信用建设借助信息化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温州模式再一次领先半步。

　　新义乌模式：电子商务协同电子政务

　　义乌市场依旧繁荣。它连续10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第一。

　　但WTO、互联网却正在将义乌推向一个全新的环境。有研究者如此认为：原发优势面临挑战；网下市场面临挑战；批发业、零售业、制造业的分销活动，都要面对国际流通业的竞争。直接来说，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混乱；信息的交换效率比较低；信息辐射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市场的规模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太多的中间环节；交易行为不规模。

　　民间对当地政府的期待直言不讳。浙江省台州市电子商务协会的吕海洋坦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部门、信息部门的主管能做什么呢？我认为义乌市政府应该：1、大力普及信息技术知识，特别是互联网络知识；2、积极发展公众信息接入终端，使小商品经营者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最新市场信息；3、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在重点地区的商品交易市场建立义乌小商品信息窗口；4、提供以政府为后盾的小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加快商品流通。”

　　而前段时间在IT界流传一时的“新义乌模式”，正验证了当地经济的新进展。值得关注的是，在有关义乌电子商务新模式的讨论中，很多人都忽视了政府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们不仅主办了研讨论坛-由义乌市政府主办、中华商埠承办的以商贸名城战略与电子商务为主题的电子商务论坛，第七届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在义乌成功举行；而且“义乌的政府也没闲着，除了扶持引导这种方向后，他们正干着最该他们干的事情-最近距离和最有效率的海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此做了充分的肯定：“人流、物流的集聚是自发的，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义乌，但政府不是靠行政手段让商人来义乌的。政府功能是指导市场往哪里走，保证自由贸易，政府做好服务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

　　对浙江经济一直存在着多种概括：“螃蟹经济”，勇于开拓，彰显刚力；“蛛网经济”，善于扩张，富有张力；“小狗经济”，长于调节，极具活力；“鲶鱼经济”，精于应变，独具魅力。概括可以有多种表述，但它们所传达的活力却是共同的特点。在对富有活力的浙江经济有所贡献的各因素中，当地政府合乎电子政务的运作理念，以及在电子政务手段上的勇于创新，无疑有着很高的贡献率。

　　“同样的浙商，不同的电子政务”系列报道之三：多重合力指向何方？

　　同样是浙江的工商户，在北京和浙江两地却有着对于电子政务的不太相同的感受。驱动电子政务的力量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从“三金”工程到政府上网工程，从数字化北京到数字化福建，电子政务这个波及广泛、意义深远、投资巨大、商机无限的综合系统工程似乎仅仅又成了一项从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从北方到南方的数字化运动。在很多人眼中，政府是这场新经济背景下的运动的推动者，而更多的IT企业则应势而起、因时而动，成了最为直接的受益者。

　　这么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在政策导向和中央部委纷纷走上互联网的行动示范下，无论是地市政府还是厅局机关也紧跟着触了网，政策无疑在整个电子政务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进入市场经济成熟阶段的中国，电子政务这样一个系统工程，绝不能仅依靠政策所形成的推动力就能在短短两三年间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毕竟，这其中牵扯到市场资源的调配。

　　面对一个供给过胜的市场，如此巨大的IT奶酪所散发的香味自然引来了大大小小无数企业，它们凭借着手中的产品、技术，甚至是理念和关系，开始了在这个范围广阔、潜力巨大的市场上左冲右突、你争我夺。颇具实力的便高举技术大旗，通过论坛、研讨传播理念；基础薄弱的也合纵联横，嫁接资源，创造条件，拼命挤进这块市场。于是，市场活动、产品发布的喧闹替代了组织有序的政策宣导和投资拉动，让业界和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对电子政务格外关注了起来。

　　然而，电子政务发展的步伐并没有随着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而放缓脚步。工商企业希望政府的网络可以承担更多。问及除了实现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它们对电子政务最迫切的希望是什么？房地产企业答曰希望能够实现电子认证，这样就可以免除为获得批文而辗转奔波的麻烦，外贸企业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子报关系统更快捷的完成审批和退税，更多的行业企业对中国的电子政府有着更多的需求和期望，而这些期望和要求所折射出的却是政府从管理职能到服务职能的巨大转变。而政府也正在开始更深刻的认识到：“通过电子政府引导国民通过网络来享受服务，可直接的带动中国信息化的发展，进而带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