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背景

　　2003年春运刚刚开始，各客流窗口就继“学生流”后出现了来势汹涌的民工潮。据来自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节前离岗回家过年的民工有4000万人左右。其中我省运输部门承担的民工流就达550万人次。

　　成百上千万的民工突然像集体迁徙的候鸟一样，从各自栖息的城市倾巢而出，使得原本血肉丰满的城市突然之间在基层陷了下去。一面是压力重重的春运大潮，一面是城市被抽空后面临的运转尴尬。民工像候鸟一样定时迁徙的弊端，在一个喜气洋洋的季节引起了社会的思考：民工回家过年，仅仅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必然吗？昨日，本报7版的报道《春节前雇人有点难》已经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这一现象，但在此现象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深层原因呢？

　　想回家的保姆

　　2002年8月底，白芳云受雇于南昌市民刘艳萍，服侍刘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此前白芳云已从老家永修出来，在南昌市做了一年多的保姆。

　　平时，刘艳萍与丈夫儿子住在胜利路38号的两居室内，而父母亲则住在民德路的另一套住房内。80岁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患有老年痴呆症，但程度较轻，尚能自理。白芳云的任务就是专职服侍两位老人，月薪450元。

　　不久，刘艳萍因腰椎间盘突出在医院动手术，结果没有治愈，导致她足足躺了一个月的床。原本只要照料两个老人的白芳云二话没说，承担起了照应两个“家”的任务。每天上午，白芳云将两个人安顿好，就赶往胜利路刘艳萍的家，买菜做饭擦地。这边做完饭后，白芳云又赶回民德路的“家”，接着给两个老人料理。

　　两头奔忙的日子没过多久，更大的考验降临在白芳云的身上：刘艳萍的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也成为大小便失禁的瘫痪老人。两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一个卧病在床的病人，两个不在一起的家庭，白芳云没有提出其他的要求，一如既往地默默努力着。

　　期间，刘艳萍住进省人民医院病房，重新治疗她的腰椎间盘突出。就在她入院后几天，她母亲突然病逝。躺在病床上的刘艳萍有心无力，仍然是白芳云一声不吭地代替她履行了女儿的责任：替老人擦拭身子、换衣服直至送葬，所有的善后事宜都包办了。

　　令心存感激的刘艳萍没想到的是，母亲过世没几天，父亲又突然病逝。与母亲过世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白芳云操办了所有的杂事。不是家人胜似家人，这是刘艳萍出院后对记者说的一句话。

　　临近春节，白芳云提出要回家。而此时的刘家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事情非请保姆不可了，见此怀疑白芳云趁机辞工的刘艳萍一个劲要白芳云留下过年。为此，刘家甚至提出加薪等条件，但白芳云仍然坚持要回去。1月20日晚，刘艳萍对记者说：“她要回家过年，我们也不好过多挽留。但说心里话，经历过了这么多事情，家里突然没有她，还真的不习惯。但我们对她再好，毕竟不能代替她家人的作用，所以也能理解她急着回家过年的情怀。”

　　被抽空的城市

　　最近几天，南昌市和胜装饰公司的老总黄胜有点烦。

　　与一些刚起步的装饰公司一样，黄胜的公司也不大，只有5个人。公司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接业务，还有就是搞设计，至于具体的施工，都是临时找民工完成的。到了年底，业务量一下子上去了，但黄胜意外地发现：原先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揽活的民工，现在却一个都找不着了。黄说，原先公司要找民工，只要到广场等地随便一转，便能把泥工、瓦工、木工和漆工等所有工种一下找齐。而且人数够多，价格任我们往下压。这几天，公司与几个相熟的民工联系，让他们过年时留下继续干活，并许诺工价提高一半，也没谈成。过年似乎成了他们现在最大的心愿。

　　南昌市妇联家政中心负责人张二伟这几天特别忙。雇主们纷纷向他诉苦：过年了，家里事也特多，但保姆要回家过年，怎么办？张二伟只好安排下属与雇主一起做保姆的工作，让保姆留在雇主家中过年。实在做不通工作的，就只好让她们回去。对一些实在离不开保姆的家庭，家政中心就想办法另外找人替岗。“但现在只有回家过年的，极少有出来找工的，所以中心也只能从本市下岗职工选择一些钟点工，以应付年前这种保姆紧缺的局面。

　　民工返乡冲击波已扩大到城市的各个行业和角落。在南昌市餐饮一条街的孺子路，记者看到，大打“年夜饭”招牌的大小酒店纷纷贴出招工启事。一位酒店大堂经理告诉记者，随着市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年夜饭”上酒店吃已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但因传统文化的影响，餐馆的服务人员，包括厨师、传菜生和服务员，都想回家过年，酒店经常在关键时期遭遇人员短缺的难题。某送水公司的负责人也为此大伤脑筋：手下的送水员纷纷告假要回家，而大批长期客户的用水仍要按时送，怎么办？

　　民工离市民有多远

　　许多受访者告诉记者，为了留住那些回家的民工，他们都愿意支付比平时高的工资。但市场出现季节性劳动力短缺的信息表明，高薪并没有让民工们动心。那么，城市究竟为何留不住急欲回家过年的民工？

　　“民工权益屡受侵害，导致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这是民工不计成本回家过年的根本原因。”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副处长鲁晓田分析说，据了解，根据国家劳动部的统一部署，我省于上个月统一开展了民工权益现状调查活动。从调查结果来看，我省民工权益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欠薪现象泛滥成灾；民工游离在“社保”之外；子女就学等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每到年底，民工难讨工钱现象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劳者有其酬，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实却与此大大背离。辛苦一年，到了年关却拿不到工钱，这对民工的刺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在欠薪泛滥成灾的现状下，经营者提出用高薪挽留民工，显然令民工半信半疑。另外，即使高薪是真实的。这种短暂的高薪究竟又有多少吸引力？按照《劳动法》规定，法定节假日期间工人工资按正常工资的3倍计算。但民工的正常工资本来就低，而这种高薪期只有短短的几天。民工一算账，自然可以得出其间的得与失。

　　按照省政府1999年14号文件的规定，民工进城务工也应办理社保。“但在具体的操作规则上，后续法规没有跟上，导致实际上民工的社保仍然是空白。”鲁晓田说，“即使少数民工办了社保，在频繁的换工作过程中，也因为手续问题中断或者退保。”城市生活缺乏保障，自然他们内心的归属仍在农村。

　　民工在城市中受歧视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在城市人心目中的民工只是一群边缘人。当城里人下岗时就想到民工，觉得是民工抢走了自己的饭碗；当人们抱怨治安状况时又想到民工，觉得民工就是社会治安恶化的根源；当感到城市脏乱差时也不免想到民工，觉得民工的素质影响了城市文明。民工，本来与工人、商人一样，只是一种社会职业，却硬是被人们附加了太多的东西。

　　除了自身受歧视外，民工子女在城市处境也颇为艰难。据一项调查表明，在那些从城市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就读的打工者子女中，由于父母不断更换谋生地点、学杂费借读费太高和在公立学校受到歧视而转学的，分别占55%、21%和17%。而第三个原因往往被人们忽视。

　　对于在外艰辛谋生一年的民工们来说，在万家团圆的时刻，回到老家，回到亲人的身边，既是对亲人的安慰，也是自我的一种精神满足。有了这样的动力，加上在城市中遭遇的种种不公而带来的不被认同感，民工不计成本舍弃高薪回家过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离乡与城市梦之间

　　有学者指出，要解决民工年前大量离岗返乡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工成为其所在城市的居民。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民工成为市民的道路显然是漫长而又曲折。据估计，到2015年，我国将有1.6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市。民工现象将会越来越突出。

　　在城市获得高速发展机会的同时，农民增收却一直进展缓慢，从而导致青年农民跳出农村到城市中发展。尽管在城市中发展的民工们面临着知识、信息及保障等一系列劣势，但比起农村的缓慢发展，城市中的民工们仍然获得了更多的回报。离开土地是许多民工的心愿，也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经步骤。

　　除了因对城市没有归属感造成的自我离心外，民工成为市民的外在阻力仍然不少。首先，户口就是一道难关。在历经数年几次较大的改革后，我省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松动不少。特别是去年省公安厅将“农转非指标管理”改为“条件准入制”，为许多想成为城市人的外来人口圆了梦。

　　尽管实行了准入制，民工要想获得城市户口，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按照现行管理规定，民工除了在城市中购买商品房外，很难获得城市户口。而对于大多数民工来说，购买商品房显然是很远的事情。没有户口，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在一些小城镇，虽然户籍管理制度放得更开，但民工并不愿到这些城市落户。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城市的就业机会太少。

　　事实上，在经过多年打拼后，许多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早已移到城市。但就是这些已在城市站稳脚跟的民工，也不能做到真正离开土地。平时，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工作生活，但一旦遭遇不测后，城市能提供给他们的保障实在是少之又少。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土地就成了进城民工的保障。同样，他们的精神家园也在那里。

　　鲁晓田说，城市化将不可避免地要让更多农民成为城里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尽早打破民工就业的限制，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做好民工的管理服务工作。只有民工感觉到自己被城市接纳了，有保障了，并产生归属感，他们才会在城市中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