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背景

　　“非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观念。最近一段时间，劝说民工留在城市安心务工的声音高涨起来。一些农村地方政府纷纷在有外出务工人员的乡、村、组建各种形式的帮扶小组，为外出民工家庭排忧解难。在城市里，以往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的收容遣送活动也告暂停，取而代之的是一幕幕关爱民工工作、生活的感人情景。为避免因民工大规模返乡造成“非典”疫情扩散，某市电视台为此还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全方位报道某县县委书记和外出民工鸿雁传书，共筑抗击“非典”钢铁长城的感人故事。

　　民工已是当前中国城市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看待民工和城市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于用一种“城市人中心论”的思维来思考与民工有关的问题。“非典”危机给了重新思考的素材。

　　消除歧视，给民工“市民待遇”

　　短时间来看，民工留守可以尽量避免非典向农村扩散。而如何让民工留守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非典的流行及其带来的恐慌使民工归意迫切；非典破坏了城市的就业环境、降低了城市的就业容量，使城市难以留住大量无事可做的民工……尽管存在各种困难，我们留住民工的愿望和活动都一直在加强。就长远来说，这一活动的意义将超越预防非典本身的意义。我们将从中认识到民工对一座城市的意义：如果全体民工返乡，城市人将无法保证衣食住行。

　　如何留住民工？光靠口头的不行。我们必须充分尊重民工，给其平等的“市民待遇”。首先，不能给予其任何户籍的歧视，取消“暂住证”等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专门针对民工的东西；其次，要给民工就业提供充分自由平等的环境，不对民工就业设置任何歧视性的障碍。(中山大道192号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高泽金)

　　为民工创造良好的打工环境

　　非典仿佛是一面镜子，也仿佛是一记警钟，使我们对长期存在的民工管理问题又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深切的痛感，也敦促我们从现在做起，以抗击非典为契机，致力于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规范管理工作，为民工营造好的打工环境，在城市与民工之间架起一座永久的“桥”，而不是把劝留民工的许多努力视为权宜之计，使其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上。

　　从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来讲，要进一步明确民工的法律地位问题。民工与一般城市居民一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因此，要解决民工问题，还是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将这些城市中的特殊群体按照普通公民来对待，给它们实现权利提供各种制度条件。

　　作为城市管理者来讲，要改革相应制度，不应当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排挤民工，不能按照现有的城市管理规定和需要不断和民工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方面应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为所有城市民工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要为城市边缘人制定各种能力培训和提高的政策，创建相应的社会机制。

　　同时，城市居民也要建立接纳意识、共生理念，抛弃那种在需要和享受民工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心底里暗含着对他们的歧视的错误观念，这样，才能尽快帮助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在日本，你一到某座城市，马上就会得到一张单子，单子上告诉你应该怎么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甚至连怎么分类倒垃圾都有说明。这使初来这个城市的人感到生活没有障碍。在我们的城市中，缺少这样的融合机制。(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274信箱王泉)

　　民工也是城市的主人

　　民工，这个群体庞大却又非社会主流群体的人群，在这SARS肆虐的特殊时期，竟然很“荣幸”地被全社会所关注，这是好事。

　　民工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觅自己理想中的家园。而他们在生活习惯、文化素养等方面都与城市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在城市里很小心地做人，做城市人不愿做的事，为城市的发展前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也不能否认，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人在干违法乱纪的事，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把他们作为“素质差”的代名词，以至鄙视他们，隔离他们。其实，民工真的很苦。城市下岗工人虽苦还有最低生活保障，而民工呢？什么也没有，但他们没有去抱怨什么，而是靠自己的力气来养活自己。他们几乎没有去考虑为什么一些城市人可以拿着最低生活保障下棋打牌而不去做扁担？他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啊！

　　所以笔者以为，现在应借“劝留”的契机，真正地关心民工；应借全社会关注民工的契机，重塑民工形象，去掉强加在民工头上的素质差、下贱等“帽子”，让整个社会重新正确地对他们进行认识，确立他们也是城市主人的地位，进而消除城市人与他们的隔。(汉口解放大道1863号《人民长江报》陈松平)

　　城市进步包含民工的汗水

　　从天南地北进入城市的民工，也在为城市的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平常的日子，民工受到了太多太多的不公平的待遇。不仅谈不上和城市的普通居民享有公平的待遇，更多的时候甚至无端受到歧视。非典时期劝留民工，也许真的只是权宜之计。等一切尘埃落定，民工又将被放在被漠视的地位上。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主观臆想，真的不希望变成了现实。其实，民工来到城市为了生计，却也付出了热情，和城市里每一个努力工作为城市建设出力的市民一样，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非典时期的新关系当作一种契机，让我们给生活在自己城市的民工更多理解、更多爱。那么这座城市一定会更加美丽。(武汉市74880059号邮政信箱路勇)

　　关爱民工就是关爱自己

　　由于“非典”的肆虐，不仅是武汉，尤其在广东、北京等多发区，劝留民工呆在城市不要盲目返乡的热情更是高涨。这倒不是突然对民工重视的缘故，而是怕他们将“非典”带到农村，使疫情越发难以控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非典”到来之前，中国大多城市对民工的重视是不够的。为民工找工作，向民工嘘寒问暖，这样的事很少听说，相反，克扣民工工资，逼得民工“跳塔讨债”，这样的事倒时常见诸报端。虽然，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事的往往仅是某个包工头，但却能说明一个问题：在城市里对民工的重视不够。

　　以咱们武汉为例，近几年的发展够迅猛的吧？可谁都知道，没有民工，就不可能有这座城市的今天———咱们住的每一间房，都是民工一块砖一块砖码起来的；城市人不肯干，也压根瞧不起的掏粪工、清洁工之类，大部分也都是由民工来承担。可以这么说吧，没有民工，就没有这座都市。“非典”虽然猖獗，但总有被降伏的一天。希望在“非典”被降伏后，无论武汉或中国别的哪个城市，仍会像今天这样，关心民工，爱护民工。关爱民工，就是关爱咱们自己，不是么？(武钢修建公司六处史杰)

　　把公民权还给农民工

　　近段时间来，尽管各级政府反复劝告民工在“非典”时期要留在原地，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挡不住民工返乡的脚步。有报道说，一些生病发热的民工为了回家，甚至敢不惜从飞驰的火车上往下跳。是什么原因使得民工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呢？

　　先说长期原因。建国以来，我们的农民兄弟长期被困在黄土地上。改革开放后，农民蜂拥而出进城里打工。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苦活、累活、脏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但仍得不到起码的人身尊重。他们不仅要有身份证，而且还要有务工证、暂住证，甚至还要有健康证。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所有的证都是齐全的，有时也不一定能逃脱被遣返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有了正当职业，买了房子，但是也不等于就是“城里人”，仍要遭遇无穷无尽的歧视和不公。首先要交暂住费、外来人口管理费；其次子女上学要交昂贵的借读费；再次一旦失业、生病，就既不能享受城里人的低保，又得不到任何组织的救助。民工的生活始终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所以，每到过年过节，或是遇到“非典”这样的天灾人祸，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家。

　　再看短期原因。这次“非典”突如其来，从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到中央撤掉两个渎职高官，前后有5个多月。从中央领导大讲重视非典，到明确“非典”病人全免费治疗，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来月。这么长时间，毫无经济保障的农民工得了病，要么能扛则扛，要么只有往家里跑了。否则，不仅没有钱看病，而且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再说，即使中央有明确的看病不要钱的政策，但从历史的经验看，上面有了政策，下面往往有更多的对策。谁又能保证这次看病的钱会真的不让病人出、不会将他们治得一半而抛弃街头？当然，这次堵截“非典”不同寻常，下面敢搞对策的恐怕也不多，但平时忙于生计的农民工兄弟，又有几个有条件、有心思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得知这些信息、并作出这次确实不同于往次的判断呢？

　　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也许起到过好的作用，但它却是造成中国农民一系列苦难的根源。在国际移民、流动已成为大趋势的今天，在北京给外国人居住都开出了许多优惠政策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取消户籍制度，还农民以真正的公民待遇。只有在全国都取消了户籍制度，农民、农村、农业、农民工也许才不会成为问题，才不会出现“非典”时期民工连不要钱治病的这等好事都不干，而硬要置个人生死和家人生命安危不顾往家跑的现象。(市政府办公厅吴福生）